(本文轉載自 南方人物周刊)

文明一直想要偽裝一些你看不見但實際上一直發生的事情,既然我想要呈現文明與原始文化的衝突,就必須讓你看見原始的文化、原始的殘忍

本刊記者  吳琦  發自台北、北京

2008年,《海角七號》以本土黑馬的姿態,奇襲台灣票房,用5.3億新台幣的成績刷新紀錄。魏德聖的第一次成功,被歸于“意外”。

新作《賽德克·巴萊》上映前,台灣媒體緊盯他劇組的進展——又缺錢了,又受傷了,又有金主了。人們一邊等著他的成功,一邊等著他的失敗。

7億新台幣的投資、四百多人的拍攝團隊、1800個特效鏡頭、3417米的外景海拔,日軍侵臺的史詩題材,對於一個不久前剛拍完處女作的電影導演而言,每一項看起來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。

《賽德克·巴萊》的構思其實早于《海角七號》,魏德聖說,后者是前者“過剩的營養”。1997年,他偶然翻到邱若龍的漫畫《霧社事件》,深受觸動,開始提筆寫劇本。2003年,他花費200萬新台幣拍了5分鐘的預告片,希望吸引投資,以失敗告終。2008年,藉助《海角七號》的成功,他再次重啟計畫。2011年9月初,他交出《賽德克·巴萊》的短版在威尼斯電影節提前放映,時間匆忙,不乏錯漏,令他有些懊惱。9月底,電影正式在台灣上映,上下兩集,全長4個半小時。票房8.8億。作為楊德昌的徒弟,魏德聖做到了師傅沒能做到的事情。

和楊德昌比賽

《賽德克•巴萊》講的是歷史上的霧社事件。上世紀初,日本人開始覬覦台灣的自然資源,將原住民的森林和土地收歸己有,沒收槍枝,嚴禁獵首、文面,引發不滿。1930年10月,莫那魯道秘密聯合6個部落、四百多位壯丁,在10月27日的聯合運動會上起兵反抗,光復霧社。隨后遭到日本人瓦斯、大炮的報復,最終自絕性命,無力迴天。

全片提刀弄槍、赤身肉搏、血光四濺,在台灣被列入“輔導級”,未滿12歲的兒童不得觀賞,未滿18歲的少年需成人陪同觀看。

拍攝期間,為了表現在山林裏打斗、奔跑的鏡頭,劇組在台灣南投縣仁愛鄉的合歡山上住了幾個月。高山峽谷,流水落石。在這樣的地方拍攝,工作人員滑倒、摔傷都是家常便飯,甚至還有發狂的野豬跑來咬人。最嚴重的一次,車子差點翻進山溝裏。

“演員跑一趟已經受傷,皮都磨掉了,還要在同一個地方跌倒,在痛的地方再痛一次,鏡頭拍完不OK,還要喊‘再一次’,那是很殘忍的。”

拍攝期間遭遇“八八水災”,外景地被大水沖毀,只好在台北複製、重來。

艱苦的拍攝環境、長期欠薪的狀態,讓魏德聖“恍若楊德昌附體”——當年的困頓一一重現。楊德昌拍《麻將》,魏德聖是副導,最後一筆薪水也沒拿到,製片人將一台小貨車抵押給他,結果他被當成搬家公司,只好把車子還了回去。

魏德聖在想像中和楊德昌比賽,他說,楊導以前撐多久,他就要撐多久。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》開拍第一個月就資金緊張,硬撐了8個月,而《賽德克•巴萊》拍了10個月。

“《海角七號》之後,再拍《海角八號》絕對不是問題,別人會搶著投資。”可他要拍的是《賽德克•巴萊》,題材完全不同,投入也不在一個量級,個別投資人不僅自己不願意投錢,還奉勸他人不要犯傻。後來,周杰倫、郭台銘出手相助,從資金上保證了影片的問世。魏德聖說:“能讓大家看到這是一個有難度、有誠意的製作,我就可以和工作人員交代了。內容的好壞我來負責。”

作家張大春在報上寫文章誇獎他:“魏德聖能夠做到,除了意味著他和他的團隊已經有能力‘拍攝一部史詩大片’之外,更實際的一點是:基于對創作者的信賴,投資人和觀眾能夠成為再一次建立台灣電影新類型的見證者。”

在2011年金馬獎的頒獎臺上,《賽德克•巴萊》拿下最佳劇情片,魏德聖的感言是:“我知道我們的製作搞得很大,我知道我們的能力也沒有好到能撐這么大的局面,這一路以來以很刻苦和克難的方式,雖然有很多缺失,但我以后會補回來!”

尋找我們的歷史

“我負債累累。這幾年因為拍了一部16釐米電影而負債一百多萬,但現在要負更多的債,買了一間貴得嚇人的房子……我可能一輩子都註定要負債了……”這是魏德聖《小導演失業日記》開篇的自白。

書裏描述了他的人生低潮,兩個多月沒接過一通關於工作的電話,憋不出劇本就寫日記。

丈母娘和他們夫妻一起住,陽臺被劃為魏德聖的專屬空間。他在那裡養盆栽,養“不需要打氧氣就能活下去的苦命魚”,有時還莫名其妙地用晾衣桿上的棉繩“自殺”。

“全身力量不知道往哪裡打,好想找人打架,可是沒有對象,沒有機會。”家裡人一直支援他,但也為難,一開始是看他不得志,後來是看他賭過一次,又來一次。

 

馮小剛曾經現身說法鼓勵他:別人說什麼都不要相信,現在就沒人敢說馮小剛不行。但魏德聖這個台灣男人,不像馮小剛那股霸氣,他個子不高,瘦弱,口氣和緩,點頭多過搖頭,除了台灣腔,沒有別的腔調。

“50歲之前要知天命,解決我這輩子該完成的事情。現在面對生活、面對未來,還是有包袱、有壓力,有內在的使命感。”看到《讓子彈飛》裡面的姜文,他很羨慕,也想擺脫包袱、有那樣的自由。“包袱卸下來,我也可以去當大導演。但現在還是要去找資源,要請教人家。”

魏德聖的創作線索很清楚——台灣情節、本土命運,並不是商業電影的路數,儘管他已經算是台灣最賺錢的電影導演。

“我想做的事情就那麼幾件,要很認真把它做完。因為有故事想講,不講不痛快,沒有完成就會覺得這輩子好像有點捨不得結束。不多啦,頂多再一個。”

他說的“再一個”,就是《台灣三部曲》。故事將回溯到“台灣還不叫台灣”的年代,從原住民、漢人、荷蘭人的視角展開講述。又是一部巨制,他猜大家會說“天哪,你又來了!”,于是連忙解釋,“這是以后會做的,不是下一部。”

準備劇本的時候,魏德聖也在尋找自己的歷史。人過三十,開始詢問自己祖輩的來歷。他的父系祖先由大陸遷徙過去,母系則是台灣平地的原住民,稱為“平埔族”。祖母告訴他,60年前,祖父擁有一家瓦片廠,站在高處往下看,所見紅色屋頂全是他家出品。

文明總是在主導野蠻

人物周刊:為什麼你的作品都鎖定在對台灣本土意識的挖掘?

魏德聖:我沒有刻意去做這種計畫,一開始只是發現一個好故事,發現之後就要去讀更多的歷史。歷史寫得很簡單,誰死了,誰殺了人,並不會照顧人物的心理,也無法查證。往前推20年,往后推20年,才能讓歷史中一筆帶過的情節有生命。瞭解到更多,就對台灣的命運有更多的思考,體認到台灣不同族群之間的矛盾。這些矛盾到我們這裡已經是第三代了,應該有一種重新認識的胸襟,不僅要瞭解,還需要化解。

人物周刊:你希望用你的電影來化解這個仇恨?

魏德聖:這是最好的期待,但我知道這很難。這么久的時間,不要說原住民和日本人,就是原住民和原住民之間的仇恨都解不開。彼此好像和平了,一遇到利益分配,問題又來了。這不是原住民的問題而已,而是人類無法得到教訓的一個循環。只能希望這部電影讓原住民看輕這些政治或者利益鬥爭,激發他們那種自覺的驕傲。

人物周刊:《海角七號》裏的化解更明顯一些,但《賽德克·巴萊》卻是硬碰硬。

魏德聖:程度不一樣。《海角七號》只是用遺憾來化解遺憾,但《賽德克•巴萊》必須回到仇恨的原點,去化解仇恨。

人物周刊:《海角七號》上映時,人們對其中臺詞和劇情的政治隱喻猜測頗多,但你並沒有跳出來解釋,為什麼這次不同?你在電影之外做了很多解釋。

魏德聖:我一直認為電影不需要解釋,可我發現這一部好像需要,不然人們會有偏頗。每次去電影院放映的時候,我都會說,請各位先放下文明的武裝,回到一個只有你的族人和傳統文化的世界,把你的歷史觀拿掉,把你的國際觀拿掉,把你的政治文明、教育全部拿掉,再來看這部電影。因為電影一開場就是出草(獵人頭),直接跳到獵人文化傳統的核心,有人會不適應。

我們被文明統治太久了,已經文明到不可以殺生、不能呈現殺動物的鏡頭。文明一直想要偽裝一些你看不見但實際上一直發生的事情,既然我想呈現文明與原始文化的衝突,就必須讓你看見原始的文化、原始的殘忍,從這一群守著山林的獵人來看歷史。

人物周刊:作為一個文明人,你怎么跨越這些障礙?

魏德聖:一開始看到這個故事,我還是站在好人或壞人的立場上,熱血沸騰。後來去問漫畫的原作者,他提醒我從信仰的角度來看,人類就沒有對與錯,那時我才更深入地去瞭解他們對於祖靈的信仰。

我是基督徒。我要先放下我的信仰,再去瞭解別的族群為什麼而生為什麼而死,我的心胸會更開,會慢慢解放。他們的相信是不能被打破的,如果有人說你的神是最沒有用的,刀子拿起來就砍,“你怎么可以侮辱我的神明?!”日本人進到霧社,說原住民的祖靈是沒有用的,只能信天皇。越是文明,越是喜歡去主導野蠻。

人物周刊:賽德克族人後來對影片中與史實不符的地方也提出過意見,你怎么看?

魏德聖:歷史永遠是片面的,有時他們內部也各執一詞。我拍的是電影,不能不回到人物的心理動機,必須有一些猜測、判斷。推理要有根據,但不見得百分之百精確,不符合族人的期待,就會反彈。我也不能說他們錯,他們沒有體諒我要講的是故事,而不是記錄歷史。即使有些橋段不符合史實,但精神沒有變,文化沒有變,歷史的大事件維持住了,大多數人也慢慢接受了。

電影是帶觀眾入門。觀眾有的來看歷史,有的來看熱鬧。後來我們出了一本書《真相巴萊》,把電影和史實的差別寫出來。會去買那本書的人有多少,就代表真正想要瞭解真相的人有多少。電影不是學術論文,是普及的、平民的藝文產品,是老人給小孩講故事,而不是教授給博士生講課。

 

人物周刊:這部書其實就是在暴露你的劇本和歷史的不符,沒有顧慮么?

魏德聖:其實我對族人的觀點是很在意的。我不想讓他們認為我是在亂來。

赤裸地走向你,是我最大的武器

人物周刊:有人認為現在是台灣新電影運動的第二波高潮,你也身處其中,怎么看待這種表述?

魏德聖:我當然承認這是值得期待的一波。台灣電影從很不景氣到現在,差不多快二十年了。我們就好像在攻城堡一樣,城堡原來是我們在經營,結果被好萊塢的電影攻進來,慢慢反客為主。我們在外面想開啟那些門,直到有一天《海角七號》踢破了一個門,《艋胛》踢破一個門,《雞排英雄》、《那些年,我們一起追的女孩》又都踢破了。現在城是攻下來了,主人又換成我們,接下來我們會經營嗎?第一波的人都是導演,都是武將,我只能撞墻,把這個門撞破。接下來製片人負責經營,制定規則、制度,讓內需的市場安穩下來,再往外拓展。

我覺得接下來台灣電影圈慢慢會集合成製片人的戰斗,也許短期內會有少許的內斗,但我希望大家是在比誰更好,而不是要把誰壓下去。

人物周刊:作為踢破那一腳的人,你的個人經驗是什麼?

魏德聖:那時候我的觀念是要把台灣的地盤搶回來,把台灣的觀眾找回來。我們有天生的好條件,因為這是我們熟悉的地方。那時候台灣電影製作費低,品質就不會好,電影就不會賣座,製作費更低。但是,台灣有2300萬人,有十分之一來看就是230萬人,《海角七號》算起來也就是全台灣十分之一的人來看。那時我用將近五千萬拍這部電影,被人家笑到死,但我想只要拍得誠懇,該做到的都做到,觀眾就買單。證明這個方式可行以后,製片慢慢成本拉高,后面的《雞排英雄》、《艋胛》都是幾千萬的投資,也都賺錢。大家終于開始想,這部電影該有多少預算就找多少錢去做,而不是一再降預算,粗糙地把它做完。

人物周刊:可是你拍新片時還是遇到了資金的問題。

魏德聖:第一次成功,人家都說是幸運,還是有人不信任。台灣電影在那個時候還蠻爭氣的,一部破億的電影可以說是幸運,可是當第二部、第三部出現的時候,就不是了,特例就變成了慣例。以后再有台灣的案子提出來,應該會得到認真的閱讀。以前的情況是,香港的案子看一看,大陸的案子看一看,美國的案子看認真一點,台灣的就先放一邊。

人物周刊:現有的名聲、名利,對你的改變是什麼?

魏德聖:這些東西讓我更相信,只要是對的事情就應該做,如果我有這個能力去促成,那麼更多更美好的事情也可以一件一件地發生。藝文是最有可能改變世界的,即使改朝換代,不管有沒有錢。因為它是生根,多大的颱風都無法拔根,一旦拓展到底,路就會開,人跟人之間就會互相接納。

人物周刊:你還是相信那個化解的力道。

魏德聖:對,我把台灣最核心的東西展現出來,不只是對大陸,對於世界也是這樣。我把我的給你看,你把你的給我看,彼此瞭解過去發生了什麼,坦誠相見。當我是來跟你談判的人,我赤裸裸地來,不帶任何武裝,你會拔劍出來嗎?我赤裸地走向你,這是我最大的武器。

人物周刊:你也提到了兩岸關係,這也進入了你創作的考量嗎?

魏德聖:是的。我對大陸的認識大部分是從電影裡面得知,裡面傳達的資訊有好有壞,我才知道,原來他們在想這個,原來他們曾經是那樣。台灣電影也要從這種角度讓大家看到,不能永遠只是那種不痛不癢的大城市、小愛情。那是生活的調劑品,主食還是歷史、文化、人的思考。台灣人和原住民要彼此諒解,兩岸之間又何嘗不是?我不知道會不會有那麼一天的到來,這個時代充斥著太多不理解的批評、不理解的辱罵,小到玩笑,大到政治權謀。

如果說政治經濟是大人的世界,藝文就是小孩的、是無邪的,爸爸媽媽吵架,孩子還是可以玩在一起。

 

(本文轉載自 南方人物周刊)http://tw.mag.chinayes.com/Content/20120118/8e8026fa8660481385fb6d43efbc2b72.shtml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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